通过对七批特赦战犯名单的深入分析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绝大多数将军级别的特务人员，基本都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。在此之前，仅有少数几位高级特务在1960年至1966年间获得特赦，其中包括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、中将游击司令沈醉，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、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，原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，以及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等。 在1975年的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中，几乎囊括了半数以上的军统（保密局）和中统（党通局、内调局）省站站长。这些名单中不乏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物，如周养浩（在《红岩》中以沈养斋的形象出现）、陈旭东（东北区少将副区长散户配资，其形象与《渗透》中的陈明颇为相似），以及文强（原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、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）等。
展开剩余69%特务靠得住，猪都能上树。与特务交朋友，无异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出去让人砍。不幸的是，杨杰曾把沈醉当成了朋友：当时沈醉住的三节桥靖园新村五十一号，正与杨杰的住宅斜对门。两人都是沱茶大王严燮成家的常客，经常相谈甚欢。 杨杰虽然有汽车但不喜欢乘坐，去严家吃饭都是步行往返。路过沈醉家门口的草坪时，总会停下来逗沈醉的孩子们玩耍。孩子们也都喜欢他，看见杨杰路过，总是高兴地叫他杨伯伯。 沈醉正是想利用自己孩子与杨杰的这层关系来实施暗杀：他总爱停下来逗孩子，彼此都很熟悉。我准备等他深夜在外面应酬回来时，就在通往那个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。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，沈醉精心策划了两套方案：第一，在杨杰晚上回家经过大草坪时，用无声手枪朝他头部射击；第二，如果杨杰当晚不外出，就直接到他家中进行狙击。由于沈醉与杨杰是朋友关系，他动手或叫门时，杨杰根本不会有所防备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沈醉还让手下在弹头内填入了毒药。 虽然计划周密，但保密工作似乎出了纰漏：沈醉与手下密商行动方案时，沈母正在阳台上看书。两个行动人员刚离开，沈母就推开小会客室和阳台之间的小门，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将手中的书用力摔在书桌上。 见母亲生气，沈醉立即跪地解释。但沈母根本不听，她咬着牙用手指狠狠戳着沈醉的脑门，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责骂：我多年来一直教育你，一个人可以不做官，但要做人！你今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还要杀人，你还像个人吗？我问你：你把杨先生杀了，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，谁把杨伯伯杀了？你怎么回答？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杀的，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害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？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？这些后果你都不想，只想自己做官，不想做人！我不要你这个儿子，我马上到你哥哥姐姐那里去！ 面对母亲的震怒散户配资，沈醉跪在地上不敢起身。他向母亲拍胸脯保证：宁可受处分，也不杀杨杰，请老人家息怒。沈醉随即召回那两个特务，宣布之前的布置暂不执行。沈母担心儿子耍花招，天天盯着沈醉和杨杰的行踪。直到杨杰收到消息飞离昆明，沈醉也没能找到下手的机会。 杨杰最终还是在香港被叶翔之暗杀。虽然沈醉没能得到那笔丰厚的奖金，但也因此少了一笔血债。如果他真的刺杀了杨杰，那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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